何以文明？何以中国？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是对中华文明的“精准画像“，既解答了“我们从哪里来”，更回答了“我们向何处去”。

  “天作雪山隔南北，西陲锁钥镇咽喉”。哈密，踞守新疆东大门，又地跨天山南北，是新疆唯一南北疆及山地平原自然特征都兼有的地区，历史悠远长久、底蕴丰厚，自古就有“西域门户”、“西域襟喉”之称，丝路文化、屯垦文化、边塞文化、草原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多民族文化交融相生、交相辉映。

  东西交汇、古今熔铸，哈密文化是从多民族、多族群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融汇中孕育、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根系上成长、在古丝路多种文化交流中茁壮、在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发展的地域文化，多姿多彩、意蕴丰厚，在中华文明的沃土上生发出灿烂的光芒，深刻、鲜明体现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哈密实践的深厚根基。

  考古发现与研究证实，我国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浩浩文脉滋养泱泱中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原生文明，在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哈密是中华文明在新疆传承发展的枢纽。当众多西域名城湮没于黄沙，哈密仍在说话。

  语贯古今、字载中华。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和载体。反映中华文明连续性最突出的文化符号非汉字莫属。至少3500年前，商朝用文字记录了其存在。秦代“书同文”为大一统国家凝成具有历史连续性的文化共同体提供了初始条件。在西汉统一新疆地区后，汉语就成为西域通用语之一，汉朝在西域以汉文发布政令，为历朝历代沿用，西域诸城邦皆设“译长”。汉字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唯一与西域历史相始终的语言文字，延续至今2000余年。近代以来，新疆出土了《诗经》《尚书》《礼记》《春秋》《论语》等不同时期的大量汉语典籍文献。新疆历年共发现四块汉碑，而三块就在哈密，即任尚碑、裴岑碑、焕彩沟碑。《任尚碑》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边塞纪功碑的实物。《裴岑碑》在雍正年间被发现，其由篆入隶的书写轨迹可辨，字体优美，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珍宝，不断被捶拓、临摹。《焕彩沟碑》乃天然巨石，分别刻有汉代《沙海侯碑》、唐代《姜行本纪功旧碑》以及清代的“焕彩沟”三字。2019年在伊州区五堡镇亚尔墓地，一座汉代墓葬出土有“长毋相忘，既（寄）长相思”八字铭文的铜镜。

  大唐盛世，汉语言文字不仅成为西域各级地方政府的官方语言文字,而且成为民间交流的工具。以儒家经典为主的汉文化教育得到推行和普及。唐朝学生习字的标本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成为西域地区儿童的习字范本。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曾两次来西域供职，其诗《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曰：“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

  公元1124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在西域建立了西辽王朝。进士出身的耶律大石“通辽、汉字”，采用汉族帝王的帝号和年号，将汉文作为官方的行政公文，西辽铸造的钱币也起了汉文名称，叫“康国通宝”“感天元宝”。

  元朝在哈密专设翻译机构，翻译关内来的皇帝诏书和各种公文、信函，并把西部邻国来的国书和信函译成汉文，送往关内。当时哈密有个著名的畏兀儿翻译家必兰纳失里，精通汉语、梵语、藏语及西域各国语言，同时对佛经也有相当研究。

  明永乐四年（1406年），明朝在此设立哈密卫。“其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国贡使至者，咸置哈密，译文具闻乃发。”凡西域诸进贡的团队,都要由哈密进入,他们携带的文书和地方特产礼品,都经哈密卫翻译成文、造册登记,一并上报朝廷。哈密由此成为西域进入内地的翻译中心。

  及至清代，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固边疆，其中就包括发展文化和教育，兴建迪化直隶州学、镇西府学、昌吉县学、奇台县学等官学，招收文生、武生、廪生等，并进行科举考试。嵩武军张曜幕僚、清代咏边使人施补华《轮台歌》诗云：“巴郎汉语音琅琅，中庸论语吟篇章。”这首诗写尔族儿童从小学习汉语，不仅说得非常流利，且能吟诵《论语》和《中庸》的篇章。哈密尔人大多都通汉语，而且多是汉维语杂用，对这一独特的人文景观，诗人们留下了生动的一笔。嘉庆年间曾任哈密办事大臣的成书《哈密使署作》云：“慕化藩王能国语，太平边帅似神仙”。光绪年间新疆布政使王树楠《哈密》诗云：“彻田公守望，汉语杂胡戎”。道光二十二年（1842），林则徐途经哈密，在日记中说，“其语与华言大异，然能华言者亦多。”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诗人萧雄曾在都统金顺和提督张曜幕府作过参军，他的《西疆杂述诗名节》自注：“久于哈密闻其老王伯锡尔为人豪爽……每与总办言公事操京都口音……”哈密九世回王沙木胡索特精通汉文，甚至有一个显然是汉语的名字“西屏”，取西部屏障之意。光绪十年（1884年），沙木胡索特出资兴办伊州书院，这是新疆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招收尔族和汉族子弟入学，教授《三字经》、四书五经等，培养翻译人才，毕业后派往南疆任公职。

  字是方块字，魂是中国魂。汉字的恒久生命力、智慧创造力、文化传承力、民族凝聚力和跨文化影响力亘古亘今，如炬火照亮文明之路、光被边疆塞外。

  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创新性始终是推动中华文明持续不断的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精神基因。“郁郁乎文哉”，中华民族不断推进从思想到器物、从制度到文化、从艺术到科技的创新创造，在历史长河中映现出绚丽多彩的文化气象。

  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海贝，长5~6厘米，宽0.6~1.3厘米不等。 剖面呈梯形或三角形，边刃锋利，有使用痕迹。常以装饰品出现，一般缀于衣间，距今约3500~4000年。

  中华文明的物质创造不胜枚举。两万年前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用于炊煮食物的陶容器（釜），一万年前发明了榫卯结构建筑技术，五六千年前发明了夯土建筑技术、玉器制作技术、养蚕丝织技术、漆器制作技术。古代青铜器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之一。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约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的中国青铜文化。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古代中国迈开了世界文明史上领先的步伐。考古资料显示，哈密至迟在公元前第二千纪初期已确定进入青铜时代。哈密天山北路、五堡、焉不拉克、卡拉亚、艾斯克霞尔南、四堡汉唐古城等墓群，以及巴里坤南湾墓地、兰州湾子遗址、石人子遗址和伊吾拜其尔山顶遗址等地出土的青铜器可以佐证这点。哈密天山北路墓地位于伊州区天山北路街区一古河床附近。1988~1997年共发掘墓葬700多座。墓地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400年左右。随葬有铜、陶、骨、石、金、银器等。出土铜器1000多件，器类丰富，多为装饰品，其次为生产和生活用具，显示出很高的制作水平，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这一时期出土青铜器最多的遗存。有专家对新疆哈密地区出土早期铜器的科学分析表明，古代哈密冶金工匠已经充分掌握了制造青铜器所涉及的结构性能、硬度、柔韧性等方面的加工方法，出土铜器的制作使用了铸造、锻造、退火以及冷加工等工艺技术，这种制作水平已是较为成熟的冶金和金属加工技术。

  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人面纹铜镜，青铜时代，直径7.8厘米，厚0.3厘米。

  哈密五堡墓地出土的三角纹刺绣毛布，青铜时代，残长58.5厘米，残宽55厘米。彩色平纹，红底满绣黄、蓝相间的小三角形图案。

  中国刺绣历史悠远长久，品类丰富。在不一样的地区、不同民族有不一样的艺术风格和特色。刺绣最早显于服饰。早在商周时代，《诗经》即有“素衣朱绣”的记载。哈密五堡距今3200年前的青铜时代晚期古墓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的毛织服饰。墓主人头戴尖顶毡帽或尖顶毛线编织帽，身穿毛皮大衣或皮革大衣，内穿毛布袍、裤。这些毛织品有平纹和斜纹两种组织，织造紧密，染彩多样，有红、黄、棕、绿、蓝等多种色彩。其中有一件毛绣残片，残长58.5厘米，宽55厘米，彩色平纹，红底上满绣黄、蓝相间的小三角形组成的大三角形图案，工艺精良，装饰的风味非常强，是毛织物中的精品，也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毛绣品，稍早于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商代丝绣实物。

  绿松石是一种全球性的宝石品种。中国中原地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绿松石的地区，在河南贾湖遗址中出土了距今9000~8600年的绿松石饰品。2016年至2020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对哈密黑山岭绿松石矿业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现矿坑数量多达110余处，认定这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古代绿松石采矿遗址。根据整个遗址所处的位置、结构布局、出土文物和碳十四测定，黑山岭绿松石矿业遗址最早采矿在公元前两千纪中期。也就是说，它最初开采的时间在距今3000多年前，繁荣发展在春秋时期。初步研究成果显示：黑山岭绿松石不仅供周边地区使用，还辐射东部，进入黄河流域，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分析，早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中国先民就完成了对粟、黍、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的栽培驯化。伊州区五堡墓地出土有麦穗和烤制的粟饼及木耜等农具。五堡粟饼，是目前新疆考古发现最早的由粮食作物加工的面食实物。墓地的主体年代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前，属于青铜文化中晚期遗存。“麦”来自西亚，而“粟”来自中原，“麦”“粟”在哈密混合种植，既是物种交流的结果，也是耕作技术发展的成果。

  哈密作为“瓜果之乡”远自汉代就有记载。《后汉书·西域传》载：“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葡萄。张骞从西域而归，就把葡萄、胡瓜、胡豆、胡荽等带回了长安。天与地的自然融合，人文与历史的厚重积淀，给予哈密这片热土奇妙的“甜蜜工艺”。哈密瓜，是中国原产水果中唯一以地名命名的果中臻品。哈密瓜在哈密这片土地上培育、成长了数千年，积累了珍贵的种质资源。驿骑贡瓜曾是丝路和畅与否的标志。纪晓岚在其《阅微草堂笔记》记录了哈密贡瓜栽培和灰培瓜种技术。清末新疆布政使王树楠编著的新疆第一部农事历书《新疆小正》写道：“凡瓜甜而美者，皆哈密来也。”2014年哈密市哈密瓜栽培与贡瓜文化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是世界红枣之乡。成书于3000年前的《尔雅》记录了枣的11个品种。元代柳贯所著《打枣谱》载录哈密香枣等73个品种。哈密是新疆红枣之源。据《书地理志》记载：伊吾郡，土贡：香枣、胡桐律、阴牙角。从历史记载来看，哈密从唐代就已开始贡枣，距今最少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而早于此志的北魏文献《洛阳伽蓝记·城内》有记：中原从西域引入的西王母枣，人称仙人枣，“长五寸，把之两头俱出，核细如针。”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称仙人枣“大如鸡子”。如此品相唯似个大、肉厚、皮薄、核小的哈密大枣。光绪年间京师矿务铁路局主事张荫恒在哈密回王的宴席上得见哈密大枣，而情不自禁发出“枣大疑仙种”的惊叹。

  文明和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流动的活水。望向历史的深处，哈密大地上绵延精彩的文化创造，熠熠生辉。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纵观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总体呈现出“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共同的历史、地域、文化等因素把中华各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逐步形成了水融的“大一统”文化空间。“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都是这个“大一统”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认同超越了地域、乡土、血缘世袭、宗教信仰。

  七角井细石器遗址采集的石叶，长5~6厘米，宽0.6~1.3厘米。 剖面呈梯形或三角形，边刃锋利，有使用痕迹。

  中国各区域文化的交流融合在旧石器时代即已开端。哈密是新疆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哈密文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印记。哈密七角井遗址是西域中石器时期的典型文化遗存，测年距今1.1万年前后。先后发现细石器700多件，与我国华北地区细石器文化的风格几乎完全一致，属于同一时代。1983年，在哈密七角井细石器遗址考古调查时，现场采集到一件珊瑚珠，经专家鉴定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产物。

  彩陶是早期文明的一种代表，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发现于华南地区(包括长江流域南缘)，至今已有两万年历史。公元前3000年末，源于中原黄河流域的彩陶越过河西地区漫漫沙碛，随着欧亚东部人群的西迁抵达哈密盆地。在这一时期，哈密彩陶形成了早期以天山北路墓地的双耳彩陶罐为代表，后期以焉不拉克文化彩陶陶豆、陶杯为代表，前后相承、独具异彩的彩陶文化。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彩陶在陶质、陶色、器类组合和纹样每个方面，都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相似。彩陶文化在进入哈密盆地后继续沿天山向西流传，至公元前后消失于哈萨克斯坦的巴尔喀什湖东岸。欧亚东部区彩陶文化向西传播的线路，被称为史前彩陶之路，而哈密盆地是彩陶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是新疆出土彩陶最多的地方。

  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双耳彩陶罐，青铜时代，口径10.6厘米，高15.2厘米。

  在《尚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 等先秦典籍中，有不少有关新疆及哈密人文、地理、物产等方面的记述。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新疆地区正式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其后，历代中原王朝时强时弱，和西域的关系有疏有密，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管治时紧时松，但任何一个王朝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自《汉书》以来的各朝官方史书中，都设“西域传”。张骞、霍去病、班超、班勇、玄奘、骆宾王、岑参、岳钟琪、纪晓岚、林则徐、左宗棠等历史名人都曾驻足哈密。

  西汉时，哈密称伊吾卢，巴里坤称蒲类，同归西域都护府管辖。汉中央政府不向西域诸邦征收赋税，反之以币帛馈赠，“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从那时起，哈密文化就透出对中央政权强烈的向心力，在经济与文化上与中原形成了持久而良性的互动与交流。

  东汉时，哈密称伊吾，曾为西域长史的驻地。伊吾，这一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4年）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伊州，伊吾。古称昆吾，周穆王伐西戎，昆吾献赤刀。后转为伊吾……”。而昆吾人可能来自中原。综合各类史料看，昆吾是黄帝之孙颛顼（zhuān xū）的6世孙、夏朝侯伯，封地称昆吾国。昆吾国擅长冶金术，善制陶器和铸铜器。夏末被商汤所灭，昆吾亡国后，国人四散，整个六百年商朝不见其踪。昆吾国人的一支西迁是有可能的。先秦古籍《山海经》多处提到昆吾西迁的活动踪迹。从哈密考古情况看，哈密绿洲可能是昆吾人西迁后的主要落脚地。1988年至1997年在哈密天山北路多次发掘墓葬计700余座，出土铜器数以千计，多为装饰品，其次为生产和生活用具。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这一时期出土青铜器最多的遗存。墓地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4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出土的人骨经体质人类学鉴定多数为东亚蒙古人种，少数为欧罗巴人种及两种人的混血。

  曹魏政权于公元220年建立后，在伊吾（哈密）设伊吾县，隶属敦煌郡。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一度隶属柔然的伊吾城主高羔子降附，北魏置伊吾郡。

  隋大业四年（608年），隋朝派裴炬和将军薛世雄率军屯驻伊吾，并筑伊吾新城（今伊州区回城）。这里泉甘水旺，四季长流，土地肥沃，宜种五谷。从此新伊吾城成为中西交通的交汇点，成为商贾云集的贸易中心。大业六年(610年)，设伊吾郡。裴矩《西域图记》序称：“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公元630年，唐朝在铁勒诸部的配合下，削平了东突厥汗国，西域各邦纷纷要求归附唐朝，并尊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9月，原臣属于西突厥的伊吾城主粟特人石万年举7城归属唐朝。唐在此设西伊州。贞观六年（632年），改名伊州。按照中原正州的形式，推行州县体制。州辖伊吾县（今伊州区回城乡）、纳职县（今伊州区五堡镇博斯坦村）、柔远县（今伊州区沁城乡），州治在伊吾县。州县的官吏，由唐朝中央政府直接任免。983年，北宋出使高昌的使者王延德途径伊州时，伊州守将陈氏告诉王延德：“其先自唐开元二年领州，系数十世，唐时诏敕尚在。”

  1251年，蒙古宪宗在高昌回鹘汗国建别失八里行省，伊州改称哈密力，属别失八里行省。哈密之名从此沿用至今。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年），设甘肃行省，哈密力属甘肃行省管辖。明朝所设哈密卫平时管理行政事务、保障茶马互市贸易，战时领军保卫边防。清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称“居诸卫最西，为西域襟喉，中华拱卫”。15世纪60、70年代，哈密民众因战乱一度内迁甘肃，由甘肃都督在苦峪谷筑城，哈密卫在此屯田戍守。

  清初，哈密处在西蒙古准噶尔部的控制之下。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哈密尔族首领额贝都拉归附清政府，次年被封为一等札萨克达尔汗，为哈密一世回王。哈密回王世袭九世共233年。乾隆二十四年建置哈密厅，次年，在哈密设办事大臣，隶属甘肃省。乾隆三十八年，清朝将巴里坤厅升为镇西府，这是在新疆境内建置的第一个府，隶属于甘肃布政司。有清以来，哈密“最为西陲重地”。

  历代回王忠于中央朝廷，为清政府平定西域叛乱、统一新疆立下赫赫功勋。清宫紫光阁50位功臣画像中就有四世回王玉素甫。玉素甫在位26年(1740~1766)，对朝廷忠心耿耿，多有战功。公元1758年，玉素甫亲自领兵万余人随清军平定南疆大、小和卓之乱。公元1826年，南疆张格尔叛乱，清政府调集大兵进疆，七世回王伯锡尔自告奋勇，筹备1 000辆牛车，组织农粮支前，一直运送到阿克苏。

  1865年（清同治四年），中亚浩罕国阿古柏入侵新疆。到1870年，南北疆广大地区都沦为入侵者的势力范围，只有巴里坤、哈密2处尚在清军控制之下，成为以后从侵略者手中收复失地的前哨。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又侵占新疆伊犁。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调兵遣将，采取“缓进速战”之策，收复失地，驱逐入侵者。清军所到之处，新疆各族人民“或为向导，或随同打仗”，协助清军收复新疆。从1876年7月至1878年1月，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军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消灭了阿古柏政权。左宗棠部将张曜率马步兵14营在哈密屯田，共垦荒两万余亩，并以十万条毛毡铺渠，兴修石城子水渠。同时，“择低清闲地，搜折树枝，排插成林”。人称“左公柳”。左宗棠的同乡及暮僚杨昌浚曾赋七绝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哈密现保存有“左公柳”218棵。湘军从湖南带来的鳝鱼苗也在哈密东西河坝生长了下来。1877年、1878年、1880年，左宗棠三次上疏奏请新疆建省。1880年初，左宗棠定出三路进兵伊犁之策，同年5月，69岁高龄的左宗棠携棺木出关西征，将大营建在哈密，用“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当益壮”的豪言以示与沙俄决一死战的决心。“大营门”这个地名即源于此。左宗棠的行动震慑了沙俄，1881年中俄签订条约，伊犁最终回到祖国怀抱。已调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1881年末、1882年9月又两次上疏设省固边。清政府1884年11月17日决定在新疆建立行省。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福州，哈密厅奉命在老城扎萨克亲王祠西侧建左公祠，供地方官员于春秋两季入祠祭奠。1898年，巴里坤民众为纪念左宗棠指挥大军收复新疆的功绩，修建了左文襄公祠，内有一幅楹联：“运筹帷幄扫魑魅（chī mèi）乃砥柱中流，大军出关一统边陲其功盖天山。”1987年，在兵团十三师柳树泉农场西南，发现了一块石碑，因为碑文中记述的是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入侵的史实，后人称它为“左宗棠碑”。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因包容而得以生生不息。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主干的滋养中交融凝聚，向上而生、枝繁叶茂。

  新疆历史上就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和中介，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长期交流交融。1997年，哈密市天山北路墓地考古出土了一件两孔“陶埙，经专家考证为商周时期的乐器。2005年，伊吾县拜其尔墓地又出土了一件四孔“陶埙”，经专家考证距今2500年-3000年。埙，是我国独有的闭口吹奏乐器，最早出土于7000多年前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在世界原始艺术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哈密市伊州区五堡镇艾斯克霞尔南墓地是白杨河流域早期铁器时代的重要遗存，这处墓地不仅出土了美观的陶器，还有11件木箜篌，是我国出土箜篌实物最多的地方。“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的箜篌，汉唐以来成为中原常见的乐器。

  自秦汉时代起，西域独特的文化结构已经成型。它大致以天山为界，形成两个相互依存、各具特色的文化区。哈密横跨天山，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见于古文献记录的就有塞、乌孙、月氏、匈奴、汉、羌、鲜卑、柔然、高车、铁勒、嚈哒、粟特、突厥、吐蕃、回鹘、契丹、蒙古等等，中原的农耕文明、草原的游牧文明、绿洲的农牧文明等在这里汇聚、碰撞、交融。东天山在汉代文献中被称为“祁连山”“祁连天山”。祁连是对匈奴、鲜卑等语言地名的汉字音译，天山是意译。霍去病的墓，史称“为冢象祁连山”，就是仿巴里坤山的形状而建。东天山南北两麓山前、山间草原分布有数处古代游牧民族大型聚落遗址。巴里坤石人子沟古代匈奴王廷遗址入选2007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专家断定，西迁前的大月氏王庭也在巴里坤草原。

  自汉代，哈密一直是中央政权经营西域的战略要地。历代大批汉人通过从军、屯垦、任官、移民、经商等多种途径，从中原进入哈密。中原的农业生产技术、礼仪制度、汉文书籍等在哈密广泛传播。坎儿井实际上就是《史记》所载陕西渭北的“井渠”。《史记•河渠书》记：“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井渠”产生于西汉时代的关中地区，西传至西域。哈密现有坎儿井339条。唐王朝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影响力远至中亚。不少内地的僧侣、工匠、画师来到西域、来到伊州，帮助修建寺院、墓葬，带来了中原地区的雕刻和绘画艺术。儒家文化日渐成为各族民众日常行为的规范和道德礼仪的操守。

  “王府台榭旧繁华”这是清代诗人萧雄对哈密回王府的赞叹。萧雄拜谒哈密回王时，见回王府“二门内，正宅三层，皆在平地。宅之右，即拾级登台，台上屋舍回环，悬窗下瞰，其内院也。宅左，步长廊，更进一门，则园林焉，亭台数座果树丛杂，名花异草，盆列成行，俨然内地风景”。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回王一世额贝都拉进京朝觐（jìn），返回时从北京请来汉族能工巧匠主持设计修建，历时7年竣工。经过几代回王的修缮加工，成为当时新疆顶级规模、最具特色的一座宫廷建筑，占地达2万多平方米，房屋800多间，门楼九重，园林交错。既有汉式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又有穹隆形拱顶以及蒙古式盔顶建筑。1906年3月南海知县裴景福参观王府花园时写到：“广百余亩，土径上覆以砖，有亭馆三四区，结构雅洁，而古木连阴，百花齐放，红白绚烂，为中土园亭所未有。”1917年辛亥革命元老、著名爱国学者谢彬也到此一游，在文中记述“回王花园，亭榭数处，布置都宜，核桃、杨榆诸树，拔地参天，并有芍药、桃、杏、红莲种种。”1928年作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来到哈密提到，“王宫是中国式的”，“室内铺着地毯，摆放着桌子和成行的红漆椅子。墙上悬挂四幅大中堂，上面是福、禄、寿三字”。汉式的对联、中国式刺绣、“福、禄、寿”等字幅，这一些细节向我们展示了哈密回王深受汉文化影响。

  哈密历代回王及王室成员的家族墓葬建筑群——回王墓，占地22亩，陵墓建筑融多种风格于一体。七世伯锡尔王墓采用了典型砖砌穹窿顶建筑形式。九世回王沙木胡索特王墓内部是以土坯垒砌的式穹窿顶墓室，罩在其上的是中原建筑风格的八角攒尖顶亭榭式木构建筑，飞檐起脊，别具一格。

  新疆历来是多民族聚居和多种宗教信仰并存地区。最初流行原始宗教、萨满教。大约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一些盛行于东方或西方的宗教沿着丝绸之路先后传入新疆。祆教是传入新疆最早的外来宗教。《沙州伊州地志》记载，唐贞观年间伊州城名叫翟磐陀的火祆庙教主，因身怀魔术绝技，被朝廷授予游击将军。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新疆。此后，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先后传入，形成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法师到访伊州一佛寺，寺有汉僧三人。到清代时，哈密、巴里坤庙宇道观遍及城乡，几乎月月都有庙会。哈密现存佛教遗存13处，白杨沟佛寺（大佛殿）是哈密顶级规模的佛教遗址群，残存有新疆最大的坐佛。天山关帝庙是5000里天山上唯一的一座道观。始建于唐代贞观十四年。公元9世纪末10世纪初，教传入新疆。15世纪初，佛教在哈密仍占统治地位。公元1481年后，占据哈密的吐鲁番王阿黑麻用武力推行化。哈密回王墓葬建筑群内的艾提尕尔大寺，是新疆室内顶级规模的清线人同时做礼拜。最初建于康熙年间、一世回王额贝都拉时期，原为歇山式建筑，现为平顶殿堂式建筑，由108根巨大的红木柱支撑，柱头为莲花座造型，寺顶有雕花藻井装饰。门前有廊檐，宣礼塔为攒尖顶，门窗为圆拱形。在哈密王府周边，现在还遗存有回城乡建国村秃黑鲁克麻扎寺，九龙树村阿依勒克麻扎寺、和加麻扎寺、吴香寺、仓黑寺等汉式宗教建筑。建国村秃黑鲁克麻扎清线年左右，由从陕西请来的汉族工匠承建。门廊雕梁画栋，色彩鲜亮，门楣三层，雕刻有汉文化的祥云纹、连枝纹、云头纹、回字纹，还有汉文化的“八雅”书册图案，如梅兰竹菊、琴棋书画等中原民间传统文化元素；有道教的宝扇、宝葫芦、宝剑图案；有佛教的万字文图案；有藏传佛教的图案。九龙树村吴香寺、仓黑寺等建筑为歇山式的厅堂建筑，飞檐走脊，门楣雕梁画栋，室内有大型支撑木柱，木柱与房梁通过斗拱相连接，配有倒垂莲花作为柱头，大厅上方的藻井图案鲜亮，装饰有茶花卷草、团花锦簇。哈密遗存的这些寺古建筑在建筑形制、布局、装饰等方面都融入了浓厚的中华文化特色，鲜明反映出中华文化的浸染与熏陶，体现了“大一统”的固本观念和向心意识，透射出宗教中国化的历史本真和客观规律。

  传统服饰，是穿在身上的历史，凝结着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的历史记忆。哈密尔族妇女在节日或盛大聚会时仍穿着清代样式的绣花服装。延用了汉族传统的“右衽”方式，在款式、质地、色泽、花纹图案等方面，都表现出尔族服饰与满族、汉族等民族服饰相融合的特征。哈密尔族刺绣题材大多是花草动物及表现吉祥寓意的图案，植物花卉刺绣图案有牡丹、石榴、佛手、莲花、玉兰、水仙、葫芦、菊花、梅花、竹、忍冬、兰草、瓜果、葡萄、桃等；动物刺绣图案有龙、凤、仙鹤、孔雀、锦鸡、蝴蝶、喜鹊、蝙蝠、松鼠、螳螂、鱼等；天象纹刺绣图案有日、月、云、水、山；器物纹刺绣图案有八宝；文字刺绣图案有万、寿、福、喜；几何纹刺绣图案有直线、锯齿、万字、如意、回纹、龟背；人物纹刺绣图案有八仙。刺绣技法中融合了苏绣和京绣的一些技法。

  哈密古朴的音乐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的“活化石”。被称为新疆十二木卡姆最古老源泉的哈密木卡姆，与汉代哈密“摩柯兜勒”和唐代“伊州乐”有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承袭关系。汉武帝的宫廷乐师以哈密魔诃兜勒大曲为基础，创造了新声二十八解。至今，哈密木卡姆中还有以“摩诃兜勒”命名的曲子。唐朝开元时西凉节度使盖嘉运把“伊州乐”献给了唐玄宗，唐玄宗时的教坊专门排练伊州乐，伊州乐对唐诗、宋词、元曲等文学艺术产生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历史上著名的《阳关三叠》就出自伊州大曲。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一件文书，正面是抄写的经文，背面是25首乐谱，其中第16首是《又慢曲子伊州》、第24首是《伊州》。

  “哪里来的骆驼客？吐鲁番来的骆驼客。骆驼跟前驮的啥？花椒胡椒姜皮子……” 这是一首拉骆驼小调，是哈密木卡姆258首乐曲中的一首，用维语演唱却是真切的汉语发音，填唱汉语歌词是哈密木卡姆特有的现象。哈密各民族成员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在语言、饮食、服饰、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社会生活和文化艺术各方面相互影响、吸收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始终是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特点。

  多元而丰富，交融而一体，这是哈密最大的人文优势，也是民族关系和谐、社会安定祥和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所在。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观追求，“以和为贵”“天下太平”“天下大同”“化干戈为玉帛”等理念世代相传，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由来已久。

  丝绸之路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生动写照。史接千载，路通万里，这是人类历史上顶级规模、时间最长、地域跨度最广的文化、贸易、宗教、艺术、科技交流线路。丝绸之路最兴盛之际，也是古代中国最昌盛之时、东西方交流最繁盛之时，和则丝路通，乱则丝路断。在中华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中，逐步形成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哈密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重要通道。东天山就像一座巨大的灯塔，导引着丝绸古道的驼队马帮穿越戈壁瀚海，商贾行旅不绝于途，文人墨客东来西往。汉唐以来，经由哈密连通东西的古道有：大海道、赤亭道、五船道、槊竿道、北新道、瀚海道等。丝路贸易的盛况，在史书上记：“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城镇、军屯、移民村落、会馆、商号、庙宇因贸易而兴。绿洲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并行哈密大地，织入了文化交融的和美。2019年9月至12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哈密市文物局、兰州大学、西北大学对白杨河汉唐古城北部古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累计清理唐宋时期墓葬62座。出土器物兼具东西特征，如来自中原内地的漆木器、四神十二生肖镜、“上方作竟”龙虎纹镜、陶灯、陶砚等，来自中亚的蜻蜓眼玻璃珠、珠饰等。一处竖穴偏室墓中发掘出土的一具遗骸，墓主人口含一枚萨珊波斯银币，双手各握一枚开元通宝。这一丧葬习俗和出土器物实证了哈密作为丝绸之路商贸文化交流重要支点的历史作用。

  长城—烽燧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物化载体。从汉唐至清代，在哈密东至星星峡，西至今鄯善，北至巴里坤，南及古玉门关一带交通沿线的要隘、关口都设置有烽燧、戍堡等设施。“塞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这些“烽燧”是中央政府保护丝绸之路畅通的国家工 程。其建制大致是依据“五里一燧，十里一墩，卅里一堡，百里一城”的长城布局形式。哈密现存烽燧106座，是新疆保存烽燧最多和最好的地区。

  “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屯田戍边，是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边疆的千古国策，是开发边疆和保卫边疆的重要遗产，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信念和品质。凡西域屯田成效显著之时，也是西域安定、丝路畅通之时。屯田区就像丝绸之路上一个个的安全岛。两汉，是伊吾、蒲类屯田的初创期。东汉永平16年（公元73年）汉军进驻伊吾，置宜禾都尉、建城屯田。《后汉书》记载：“十六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这是哈密历史上最早的军屯，也是汉王朝在哈密设官置府之始。到东汉末年，伊吾屯田断续110年，是西域最早的垦区之一。隋唐是伊州、蒲类屯田的巩固发展时期。唐在公元710年设置伊吾军，718年移驻甘露川(今巴里坤大河乡) 筑城屯田。唐代边塞诗人骆宾王从军来到伊吾军驻地，挥笔写下了《夕次蒲类津》。吐鲁番阿斯塔那226号墓所出《唐伊吾军上西庭支度使牒为申报应纳北庭粮米事》等文书较为详细地反映了唐伊吾军屯田管理的情况：伊吾军每年纳给北庭4000石粮，伊州仓197石，自留3646石。《书·地理志》记载：“轮台、伊吾屯田，禾菽弥望”。清代哈密屯田规模更甚于历朝，共历195年。哈密办事大臣萨湘林曾作诗：“雄镇天山第一城，久储粮饷设屯营。路从此地分南北，官出斯途合送迎。”“陶家宫”“黄宫”“疙瘩井”“沁城”等地名都与历史上的屯田有关。

  种下“和合共生”的种子，长出“美美与共”的果实，和美之景就在眼前、延向未来。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使命在肩，任重道远，必须精准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明进步，不断彰显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持续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文化若水，润泽人心；文明如光，照亮前程。浩瀚厚重、磅礴大气的中华文明是“润”之源头活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深入做好文化润疆工作的重要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和优秀地域文化是“润”之导向坐标，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融通中华文明特有的历史气韵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气象，视野清澈而开阔，路径清晰而宽广。

  文化润疆是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作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内容，文化润健是依法治疆的基本载体、团结稳疆的桥梁纽带、富民兴疆的重要支撑、长期建疆的根本路径。哈密市坚持以增进认同为目标，立足历史底蕴、赓续历史文脉，彰显实践特色、推进实践创新，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体系化整合资源、机制化统筹实施，突出有形有感有效体系建设、交往交流交融渠道建设、实景实物实事载体建设，慢慢地加强文化生产力、文化创新力、文化传播力，着力提升“润”能、“润”度、“润”效，不断以文化润疆新气象新作为铺展现代化新哈密的宏阔画卷，让各族让人民精神家园丰盈富足。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哈密，这座承载记忆与梦想的“天山第一城”，自觉自信，奋发奋进，正在以传承古文化、创造新文化的生动实践，形塑文化润疆之样板，筑建现代文明之典范，千古文脉绽放时代新韵。（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